康生的另一面

康生的另一面

编者按：1937年12月，王明、康生、陈云三人在苏联同机抵达延安。康生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与王明相似，身兼政治局委员，地位显赫。1938年5月至6月，他在马列学院授课，负责讲解党的理论。康生授课时口若悬河，每一句话都清晰有力，无一字赘述，充满激情。他特别以饶漱石为例，饶漱石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员，同时也是华东局的书记，有“机关枪”之称。康生对饶漱石的地下工作能力赞不绝口。

康生学识渊博，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领域有着深入的了解，几乎无所不涉猎。尤其是对戏曲史的研究，他颇有造诣。在书法、篆刻等方面，他同样精通。他的书法、篆刻作品和画作都颇具水平，但他却从不轻易示人。回国后，他用四川话形容自己为“知趣”，即懂得分寸。他在文化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，面对他时，若展示自己的文艺才华，似乎显得不合适。因此，一些领导人的诗作通常不会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而像董老这样的老一辈，偶尔有所创作，也只是在小报的角落里略作展示。

康生的博学多才常常引发诸多纷扰。他掌握的技艺，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。在京剧领域，他无所不通，不仅精通唱念做打，更是精通击鼓艺术。击鼓，作为京剧乐队指挥的核心技艺，他更是驾轻就熟。我（曾彦修，曾任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，彼时，他正是一位初入党的延安热血青年，与您所述情形相仿。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，延安迎来了建党十七周年的首次纪念活动。这一天，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被邀请参加党校的纪念大会，并在中午和晚上享受丰盛的餐宴。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几二十里外，而马列学院则位于北门外七八里处。我们一大早就出发，到达后便享受了丰盛的猪肉和羊肉大餐。大会期间，几位美国共产党的青年也参与了其中。康生担任大会主席，张闻天发表演讲，而晚上的节目则是京剧《打渔杀家》。江青扮演女儿萧桂英，她的表演颇受好评。那时的江青风采依旧，大约二十七八岁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江青不仅擅长电影表演，还精通京剧。阿甲在剧中扮演父亲萧恩。后来，江青对阿甲进行了严厉的打压。当时，江青与毛泽东还不是夫妻关系，她仍是党校的学生。康生作为党校校长，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这一角色，并亲自指挥乐队。在1980年，我有幸在广西参加会议时，遇到了当时党校的同事，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和李成铁。我询问他们那天是否记得康生打鼓，他们肯定地告诉我，确实如此。他们还提到，为此准备了大约一个月，他们早已对演出有了预期。

康生究竟何时开始涉猎这些知识呢？他在苏联逗留数载，得以在莫斯科研读中文古籍，然而到了1938年，他竟然能击鼓，这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过人智慧。在领导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时，他还向我们传授京剧知识。他询问我们是否明白“水袖功夫”的含义？他解释道，判断一个演员的演技高低，只需观察其水袖的挥舞就能看出端倪。在旧社会，“水袖功夫”一词颇为流行，若有人技艺高超，便会被赞誉为“水袖功夫”。我们青年人对此一窍不通。他详细解释说，一个演员是否具备实力，通过水袖的舞动就能一目了然。水袖的运用并不简单，你们切勿轻视，这种技艺能够体现一个演员的修养，尤其是青衣演员，虽仅挥舞几下，却能将人物的各种悲欢离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因此，康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，远不止一鳞半爪，而是博大精深。他在分析《西厢记》时，告诉我们，大家只知道王实甫的版本，却不知董解元的版本更为出色，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。他一语道破，便能引经据典，让我们领略其中的韵味。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，无疑是源自自学。他在苏联的数年以及延安的岁月，都证明了他勤奋好学。他聪明过人，记忆力惊人，这一点确实让人佩服不已。

康生的学识与技艺堪称精湛，其中不乏颇具挑战性的内容，以至于寻常人即便倾尽一生之力，亦难以望其项背。在权贵阶层中，私下里皆知他对齐白石并不钦佩，为此，他特意刻制了一方闲章，题为“鲁赤水”，用以与齐白石的作品相抗衡，并常将其盖于自娱自乐的画作之上。通常而言，那些拥有传统国学底蕴与鉴赏力的人，对文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康生在这方面亦不例外。大约在198年左右，〇她从故宫取走了几支毛笔，虽不乏象牙笔杆之精品，然而这却是“公平交易”，她以每支四五元的价格，从故宫官方购得。我依稀记得，还曾见过故宫开具给她的一张收条存根。在场的众人看完后，无不发出这样的惊叹：这成何体统！

至于康生一节，我们所能窥见的不过是其藏品的一小部分。这一部分堪称精品：康生不至于做出类似江青的笑话。他所展示的书籍，乃著名戏曲专家傅惜华的珍藏，恐怕是全国之最。康生在将“帝、封、资”文化积累焚毁殆尽的同时，却巧妙地利用权力，将这些文化瑰宝收归己有。唉，一边大力破坏，一边却将精华据为己有，这究竟算是什么呢！

1956年，故宫博物院在太和殿展出了一件唐代陶龟砚，康生一见钟情，声称“借用”一观。然而，此物久借未归，故宫博物院面临账目不清的困境，无奈之下，只得为他办理调拨手续，使得这件宝物最终归康生所有。

在1968年至1972年期间，康生频繁造访北京市文管处，累计达32次，盗走图书共计12080册，文物1102件。这些藏品中，不乏宋元、明代珍稀孤本，以及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。此外，还有千年古砚、碑帖、书画、印章，以及距今30万年的玳瑁化石等，它们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更蕴含着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其中不乏举世无双的国宝级珍品。

在康生所“借用”的物品中，有一方工艺精湛的瓦砚，女专家透露，我国此类瓦砚现存寥寥无几，皆已流散海外，国内可能仅剩康生所持的这一件。此外，尚有一半枚虎符，女专家解释称，该物系解放前夕于京郊出土，质地为玉，而通常虎符均为铜制，玉质者至今仅此一例。由此可窥，康生所求者皆为独一无二或极为罕见之物。

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是个智者，选择“借”而非“购”的方式来经营文物，这无疑比他人以更高代价购买更具一筹之智。

康生的书法作品，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，堪称精品。他更是独步江湖，能左右手同时挥毫泼墨。下面，请各位欣赏几幅他的墨宝，特别留意其落款之巧妙。

在2020年的拍卖盛事中，康生的两通信札与双钩书法作品，以及三帧镜心，最终以高达港币177,500元的成交价吸引了众多藏家的目光。此外，康生另一幅名为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作品，于2021年在香港金钟举行的拍卖会上，以港币44,625元的价格顺利成交。

康生之博学多才、涉猎广泛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，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是无人能出其右。陈独秀对古学有所涉猎，却未能深入精研。瞿秋白虽略有了解，但亦未涉足众多领域。

那是一九四八年，我仍投身于土地改革的工作中。临近春节，我们一行人抵达了黄河北岸，临近黄河的阳信县，随后又来到了何家湾村，那里正是渤海区党委的驻地。春节期间，考虑到不便下乡，我们便选择继续留在何家湾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。康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如何获释出狱的，情形描述得十分清晰。他们获释时，大致填了某些表格，登载了相关报道，并依法完成了出狱手续。然而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康生却宣称他们全都是“叛徒”。

在踏上山东土地改革征程之前，康生已在彼处逗留了一月有余。彼时，邓子恢正负责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——在土地改革初期，整党通常是首要步骤。邓老先生虽才干非凡，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显得力不从心。于是，指挥棒易手，康生接棒，他一到任便放手施政。康生在山东发起了一场针对两个区党委的扫荡。其一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，他当时年富力强，不足四十岁，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望。康生不仅将景晓村拉下马，还将渤海区行署主任一并击败。另一目标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。我们抵达阳信不久，康生便从胶东返回何家湾，对林浩展开了整肃，最终使其落马。

关于这两位人物的详细信息，我们一无所知。然而，通过毛岸英，我们却能感受到一些端倪。我们四人共居于狭小的屋舍，同睡一张炕。我们三人——于光远、史敬棠和我，再加上毛岸英，身材都不小。毛岸英刚从苏联归来不久，言谈举止较为随意。那时我们称呼康生为“康老”。毛岸英提到，康老对林浩的处理过于粗暴。“粗暴”这两个词，是现在我用来形容的，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这两个词。至于毛岸英刚回国时是否也用这样的词汇，我已记不太清楚。他的意思是康老的处理方式太过粗暴。一个政治局委员，怎能如此对待他人呢？！

“他为何要抓你？你并非资深党员，也只是个三八式，在党内地位不高（尽管后来你担任了安全部长）。”凌云遭受迫害，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
无论是在延安时期，还是在建国之后，每逢任何形式的运动，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整治他人，并广泛牵连无辜。如在“抢救运动”中，他随意给人们扣上帽子，定下罪名，甚至在被指出罪责涉及亲弟弟后，又轻易地将罪名撤销。建国后，当他执掌中央党校大权时，若路上遇到不称心之人，便随意指责他人非善，致使这些人遭受不幸。如此任意妄为，最终被永久开除党籍，实属意料之中。即便四人集团得势，为了平息其他同志的怒火，康生也可能被牺牲出来，以安抚党内情绪。或许，康生对个人名誉的身后事并不在意吧。

此人的思维极为清晰，绝非糊涂之辈。在特定情境下，他能够倾听他人如实反映情况，且能展现出宽容之心。凌云的某事便能从侧面予以佐证。

1947年夏季，大约在六七月间，我在晋西北参与土地改革，康生担任团长，我是其中的一员团员，整个团队仅有七八人。七月，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土改工作会议，我们的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不愿在酷暑中连续八天奔波参会，于是便让我去旁听。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途中，我已经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那里听闻了康生那里的情况。当晚，我就在他们村中留宿。那个村庄里居住着吴玉章、王明等几位民主人士，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，需要特别关照，因此办公厅行政处便设在这里。虽然平时并无太多交往，但大家经常见面，彼此都很熟悉。从1941年到1946年，我们都是老相识，彼此信任。他们告诉我，康生那里的情况颇为特殊，各机关干部意见纷纷。土改工作团声名显赫，人尽皆知。他们提到，到处都有吊打和挖掘地财的现象，尤其是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。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土改团的团长、政治局委员以及长期的社会部长，无人敢惹。这里有众多人居住，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及叶剑英、杨尚昆等人，这些情况他们都很清楚，尽管不满，却不敢直言，担心被扣上右倾的帽子。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位同事建议我是否去拜访吴老，并向康生反映情况。说实话，我也感到害怕。我表示，吴老年事已高，此时可能已经休息，七八点钟的夜晚，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我深知吴玉章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大作用，康生也不会听取我的意见。

抵达郝家坡后，我便专注于聆听。我的确是在聆听，是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工作会议。会议要求各地汇报土改工作团在土地改革中的具体进展。晋绥地区虽地域狭小且经济相对落后，却设有八个地委。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以及数位部长，以及数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。此时，陈伯达已离任，未参与会议，原因是刘少奇将前往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，途中携陈伯达同行。陈伯达随后亦带走了田家英，因此，他们的小组实际上已告解散。保德组的廖鲁言出席了会议，于光远也莅临现场。然而，由于手指严重感染化脓，于光远在兴县住院治疗，自始至终未能与会。因此，康生所带领的工作团，仅剩两人参与，而我则是作为旁听者。

此次会议，尽管表面上由李井泉主持，实则康生才是真正的掌控者。究竟发生了何种问题呢？康生提出了一个极富局限性的方针：仅仅迎合贫苦雇农的需求。由于大家普遍贫困，整个农村亦处于贫困之中，康生主张在贫困之中寻找方法，即便是不应被剥夺的财产也予以没收，以此来满足贫苦雇农的诉求。在康生的引导下，整个会议的氛围被塑造为强调群众动员和斗争。会议提出，必须彻底打击地主，将他们完全推翻。此外，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篇文章如今已经经过了全面的修订。

在晋西北地区，康生推行了一些措施。首先，他赞同并推广了“化形地主”的理论，该理论认为即使家庭变得贫穷，某些人实际上是在伪装贫穷。这一做法导致了对许多家庭背景的追溯，只要祖辈曾是地主，哪怕第三代仍然被认为是地主，不论被称为“破落地主”还是“化形地主”。其次，他鼓励挖掘土地，寻找所谓的“地财”。由于农村普遍贫困，且可分配的财物有限，因此他提倡挖掘土地，寻找隐藏的元宝和银元。这一做法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有悖良心的，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的厚葬习俗和银器、元宝的埋藏。在晋西北，尤其是临县，这种挖掘行为相当普遍，几乎每个试点村庄都在挖掘坟墓。这一错误行为导致了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沦丧，没有人愿意参与其中，除非是地痞流氓，他们不受道德约束。最后，郝家坡发生了死亡事件，特别是妇女遭受吊打，原因是为了追查家中财物的埋藏位置。据传，郝家坡至少有两人自杀。

康生在会议中自然不会提及此类敏感话题，也不会公开发表相关观点。然而，他的言论中却透露出对某些行为的不同态度。与会者都期待他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结论。毕竟，他在自己的试验场所发生人员伤亡事件，身为政治局委员，他理应有所作为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他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批评。

“这种东西要了人命，赶紧把它烧掉。”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文件被废除，不再适用。

当时我们在朔县的举措，与他在临县所倡导的策略截然不同，执行方式亦相去甚远。然而，在我单独进行汇报时，康生却能倾听我的意见。若他不愿听取，转而对我进行打压，指责我右倾，那我的处境便岌岌可危。这一事件充分表明，他并非愚钝之辈，内心洞若观火。在我阐述观点时，他并未提出异议，甚至在汇报过程中，他至少沉默了一个小时。

此次汇报，起先由他主动向我述说。此等事，我素未对外言及，毕竟一旦开口，恐怕他人难以置信，误以为我在夸大康生的成就。然而，那天的情况却是如此。汇报于深夜十一点钟启动，系凌云于白日时告知我。康生却要求我进行单独汇报。汇报期间，他先详细向我介绍了其处的工作，致使我站立不定，坐立难安。无奈之下，鉴于对方地位尊崇，我唯有耐心听他讲完再行汇报。

我的言辞确实难以启齿，携带着三袋沙土和一袋糠窝窝头，用旧报纸包裹着。其中一袋是沙土，我提到这种沙土占据了全村土地面积的九成以上，分配给人家十几二十亩，他们却懒得一顾。第二袋是较重的沙质土，但并非全是沙，它占全村的六七成。这样算来，已经接近九成了。第三袋是半沙质土壤，沙土和土壤各占一半，这在全村中仅占一二成。要想耕种出成果，唯有选择这样的土地，还需借助肥料和井水。在南方，人们难以想象，北方却要依赖水井来灌溉农田。北方的甜水井和苦水井有明显的区别。我所在的柳村就有两个水井，一个是甜水井，另一个是苦水井。甜水井指的是无涩味的淡水井，而苦水井则带有盐碱硝味或苦味，这种水不适合种植庄稼，仅能用于日常生活。在北方，能打出甜水井实属天赐之福。有水井灌溉的地方，一亩地能收获几百斤，甚至上千斤。我在汇报时提到，我们不仅分得了土地，还走访了农民，但他们普遍没有兴趣，因为原本拥有较好土地的中农，现在拿出一部分土地，却换回了五亩沙地，实际上他们并未得到好处。我还向康展示了我带来的糠窝窝头。康询问这是否是百姓的食物，我回答说是县委和我在县委时食用的。因此，那个地区目前对分土地毫无兴趣（朔县是新解放区）。我深知康生的精明，从事保卫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具备敏锐的洞察力。不带些东西，仅凭我的身份，我敢说什么呢？我的这次汇报，康生听得非常认真，可能觉得我这个年轻人竟然能如此详尽地汇报。如果盲目发言，也无法解决问题。因此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对我采取行动。从那天晚上起，他对我可能有了新的看法，可能认为我不是一个随口乱说的人。简而言之，给我的印象非常好。

在汇报中，我指出我们村子并无地主，仅有两位“富农”，并详细阐述了他们的状况。尽管他们经济条件较好，但并未达到富农的标准，因为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。对方笑称我是个“书呆子”。仅用“书呆子”一词来形容，已属不易，他没有指责我是“反革命”或“反党”，也没有指责我站在地主阶级一边，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书呆子，并要求我“扫地出门”，以迎合贫雇农的期望。这一事件表明，他的言论与内心想法并不完全一致。即便了解了实际情况，他仍坚持采取过激的“左”倾做法。至于原因，现在难以解释。他不过是私下有私心，而公开场合则表现出另一副面孔。他这样做，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晋升。

康生未曾因我在晋西北土改中所汇报的情况，以及我采取的策略与他相异，便将我视为反动派。解放之初，我计划前往青岛治疗关节炎，途径济南，需至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。当时，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担任组织部部长。抵达后，康生邀请我暂留数日。他邀请我至其私人办公室，展示了他所刻的各种图章。他甚至还向我展示了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，并亲自示范盖印。我深知，他此举意在表明，他认为我并非毫无头脑之辈，尽管我比他年轻十数岁。

他提及，自到济南已有时日，尚未来过大明湖。恰逢下周日，我将前往，你陪我同行。翌日，我们夫妇、凌云（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）、我，租了一条游船，在大明湖上畅游。更甚者，他还带我们登岸参观王耀武逃亡时留下的墙洞。湖中某些区域被厚墙所围。我们的身份地位，相差悬殊，我乃一普通党员，而他则是政治局委员。此次同行，他对我礼遇有加。他先前并不认识我，而我在晋西北的汇报内容与他所见不同，为何他未曾将我视为敌对势力？这表明他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不尽相同，我早已有所察觉。

一九六〇“你们为何不提前告知我？”王子野对此表示困惑，他认为只需告知中宣部便足够，为何一定要亲自通知他？王子野还表示，既然你已经离开，那就当作是你自愿的。他询问我，其实是在暗示是否要对我进行整顿。当时他提到，让我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也行，就是摘录马列的相关言论，供写作组撰写反修批判文章。看起来这仅仅是为了这件事，因为你背负着某种标签，无法加入写作组。然而，写作组并无机密可言，只是进行理论上的对抗，因此让你协助，其实并不稀奇。他认为你离开是好事，否则可能会带来麻烦。

唯有维持极端的“左”倾、攻击一切的形象，方能步步高升。然而，在暗地里，他也渴望探究某些真相。向他坦诚相告者，不会对你造成伤害。与张闻天相较，二者性格迥异。张闻天略显迂腐，堪称一位纯粹的君子。康生则不显书呆，其中国文化素养胜于张闻天，却终身隐匿不露，从不轻易展现自我，从未创作过一首诗，一幅画。原因何在？在党内，谁敢轻易展示？诗歌，谁能超越神明？若你自诩才华，恐无人敢领教，无人敢于发表。古今皆然。帝王若自诩诗词歌赋皆通，臣子岂敢展示？如隋炀帝，便有因诗句“空梁落燕泥”而杀大臣薛道衡的故事。薛道衡乃其才子重臣。此后，大臣们皆知，若皇帝通晓诗词歌赋，臣子唯有装傻。皇帝喜书法，臣子书写应歪歪扭扭。皇帝擅长作诗，臣子所作诗篇需逊色于其。若你的作品超越皇帝，那你的生命也将岌岌可危。历史上的帝王，或许只有曹操与唐太宗相对开明，他们允许臣下展示艺术才华。其中，曹操的开明程度更胜一筹。

康生此人才华横溢，其造诣之深已让人瞠目结舌。通常，精通文学艺术之精髓者，往往怀抱高雅的志趣。然而，他却偏爱陷害他人，常常以“瓜蔓抄”的方式波及无辜，这种行径与其才华之间的鲜明对比，实在令人不胜唏嘘。